为何多联油画总能成就价值惊喜?


近日,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三联画《启发自艾斯奇勒斯<奥瑞斯提亚>之三联作》以8460万美元(5.99亿人民币)的天价成交,成为近期拍卖市场的一大亮点。在疫情考验下,培根的三联画仍展现出了惊人的价值实力。


弗朗西斯・培根《启发自艾斯奇勒斯<奥瑞斯提亚>之三联作》,©苏富比


近年来,多联油画每次现身拍场,都能收获令人惊喜的拍卖成绩。无独有偶,刚结束的香港苏富比春拍“现代艺术晚间拍卖”中,朱德群的五联巨作《自然颂》以1.137亿港元的成交价,成为艺术家首件过亿成交作品;2019年,金焕基的二联作《05-IV-71 #200(宇宙)》以1.02亿港元的价格成交,荣为韩国最贵艺术品;2018年,赵无极三联作《1985年6月至10月》以5.1亿港元的喜人成绩,为其赢得三项纪录——“赵无极世界拍纪录”、“亚洲油画世界拍卖纪录”和“香港拍卖史上最高成交画作”。可见多联油画已成为高价作品的加持项。

更大尺幅

多联油画自中世纪开始为欧洲重要的艺术形式,其渊源可追溯古希腊罗马时期,至公元十二世纪获得复兴,经常为教会祭坛上的祭画,以呈现恢弘的史诗场景,令观者震撼。


由于多联油画拥有令人惊叹的巨大尺幅,常被作为美术馆级的典藏。如巴黎橘园美术馆的八幅巨型《睡莲》组画,莫奈采用了多联画的艺术形式使画面更大,配合环形的展厅以呈现出日光照射下睡莲连绵的动势。为完成巨幅画作,莫奈建立了第三个工作室,长25米,宽12米,高15米。在这里莫奈创作了一系列多联幅的睡莲池画作,这些作品后来都捐赠给了国家。


△1930年的橘园美术馆展厅。©艾伯特·哈林格/罗杰·维奥莱特(Albert Harlingue / Roger-Viollet)


多联作凭借巨大的尺幅也更容易成为视觉焦点。美国著名的抽象艺术家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接受大藏家约翰·梅尼尔(John de Menil)、多明尼克·斯伦贝榭(Dominique Schlumberger)夫妇的委托,设计和打造一座独一无二的教堂——罗斯科艺术教堂。他为这座教堂的建设投入了无限热情和心力,并留下十四幅巨型抽象油画,其中便包括三件三联画作——一件位于中心墙,占据观众的视觉中心;左右两侧各放置着一件三联画。壮观的黑色包围着观众,充满张力和震撼,不少观众在走出教堂时都留下了眼泪。罗斯科希望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艺术品而非建筑上,为此他还与设计师菲利浦·约翰逊产生了意见冲突。


罗斯科教堂平面图,©建筑日报

罗斯科教堂内景,©希基·罗伯逊(Hickey-Robertson)


与此同时,大尺幅画作意味着更高的拍卖价格。据奥拉夫·维尔苏斯所著的《艺术品如何定价》一书,可知尺幅与价格成正相关关系。无论是金焕基的《05-IV-71 #200(宇宙)》,亦或是赵无极的《1985年6月至10月》,均为艺术家创作生涯的尺幅之最。此类型作品大多已被美术馆及重要机构收藏,偶有流入市场,必然激起藏家争夺。

引人深思的画面构思

多联作的艺术形式除了能通过加大画面尺幅以体现画作的恢弘之势,还有一小部分仍保留着中世纪祭坛画的故事性描述与哲学性思考。


最具代表的便数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培根的三联作几乎是世界上最昂贵且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其作《弗洛伊德肖像习作三联画》曾于2013年创下1.42亿美元(8.73亿人民币)的成交纪录。另两件成交前三的作品也均为三联作,分别是以8628.1美元(6.02亿人民币)于2008年成交的《三联画》以及近日以8460万美元(5.99亿人民币)成交的《启发自艾斯奇勒斯<奥瑞斯提亚>之三联作》。


弗朗西斯·培根《弗洛伊德肖像习作三联画》,©佳士得


培根自认为其绘画生涯开始于1944年,以《以磔刑图为基础的三幅人物习作》为标志。这组三联作被认为浓缩了纳粹时代的悲剧和暴力,其灵感之一来自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另一灵感来自纳粹的宣传画。培根试图展现人类残忍对待同类的酷刑图。在神话中,欧墨尼得斯的座右铭是犯下罪行之人必得报应,这与当时“二战”战局呼应。艺术评论家认为右联同时概括了受害者的极度痛苦与纳粹演讲家丧心病狂且咄咄逼人之态。


弗朗西斯·培根《以磔刑图为基础的三幅人物习作》,© Estate of Francis Bacon


培根关于磔刑图进行了一系列创作,事实上,磔刑图是耶稣受难主题的世俗化和隐喻化体现。同时,培根还受到尼采的文学创作影响,他的画作中表达了对于隐匿在日常生活下人类生存状况的晦暗。


法国作家、哲学家吉尔·路易·勒内·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认为培根的三联作不是单纯的叙述性关系。在其《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一书中,他拆解了培根的绘画手法——第一步是形象的孤立,被一个圆形物体、一个几何空间孤立起来;其次是用三联画的“体裁”,将本可连贯的画面切割成三份(或者说三联彼此间本就不是一个整体);再次,随意画出划痕以及涂抹痕迹,破坏了一切形象化的可能。因此,德勒兹认为在培根三联作的单幅关系是一种事实上共存的状态。其精髓在于,一套人物和情境在一件单独的作品中被呈现,既同时保留原有相互间的隔绝,防止观者对其进行叙述性解读,又能生成一种新的时间与空间关系。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仅代表了德勒兹个人的哲学思辨。培根的三联画无疑潜藏着一定的叙述性与关联性。就如近日拍出的《启发自艾斯奇勒斯<奥瑞斯提亚>之三联作》,取材于艾斯奇勒斯最著名的悲剧三部曲《奥瑞斯提亚》,讲述了冤冤相报的血亲复仇的故事。


对于这种既能单一呈现,又能相依而叙的多联作品,更能激发起观者的思考思辨。同时它又兼具多功能性,既可以是一件大型作品,也不妨碍它拆为多件单幅作品展出。如此算来,不失为一件“高性价比”的收藏。

艺术生涯高峰的标志

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创作多联油画往往具有挑战自我的意义,且大多诞生于艺术家创作成熟期。此时的艺术家对中小尺幅的画作已拿捏的得心应手,对个人创作充满信心,并对大尺幅画作充满了征服欲望与激情。在此背景下创作的作品往往凝聚了艺术家毕生的创作精华,象征着艺术家创作的成就高峰。


就如《自然颂》的诞生,标志着朱德群80年代的艺术成就,除了印证艺术家驾驭庞大空间的能力,亦宣示其横跨欧、亚博物馆展览不断之时代到来。随着《自然颂》的成功,朱德群迎来了个人创作生涯的巅峰——自1985年开始创作了之后惊艳画坛的雪景系列;2003年又接受上海大剧院的委托,创作长730公分、高430公分的巨型壁画《复兴的气韵》。朱德群的《自然颂》与《复兴的气韵》分别代表了艺术家私人及公共典藏之最大尺幅作品,共证其长达三十年的艺术盛景。


朱德群《自然颂》,©苏富比


《05-IV-71 #200(宇宙)》(双联作)对于金焕基而言也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该作不仅是金焕基唯一的双联作,也是其尺幅最大的作品。该作创作于1971年,正处于艺术家最后的创作巅峰期,以单一颜色形成丰富多变的层次,钴蓝色圆点则是这一时期标志性的经典元素。此画的构图充分展示了金焕基精湛的技巧和能力,控制颜料的浓度,以塑造蒙眬的效果,营造无垠空间和深度,浩瀚而壮阔。这幅双联作见证了艺术家在精神及技术层面均已达致成熟。


金焕基《05-IV-71 #200(宇宙)》,©佳士得

有限的作品数量

由于多联作花费时间和精力都会更多,因此一位艺术家一生创作的多联作数量是有限的。


纵观赵无极的创作,多联幅的作品数量相当稀少,初步估计约在20件左右,3件被博物馆收藏,7件由赵无极基金会保管,10件流于私人藏家手中。因此但凡出现于拍卖场都会激发买家竞价追逐。


2018年与2019年,赵无极两件三联作绘画《1985年6月至10月》和《三联作1987-1988》接连惊现拍场,分别以5.1亿港元和1.78亿港元的高价成交,再次印证“物以稀为贵”的道理。


赵无极《1985年6月至10月》,©苏富比

赵无极《三联作1987-1988》,©佳士得


对艺术家而言,多联作的产能有限不是个例。考朱德群主要出版和拍卖纪录,其毕生创作多联绘画共60件,包括双联作45件、三联作10件、四联作4件,及五联作1件。


据1993年出版的《朱德群》画册中提到,朱德群创作唯一五联作《自然颂》之前,仅创作过双联作与三联作,还未开展四联作的尝试。面对骤然大增的画面尺幅,艺术家必须考虑工作室空间与物流运输的限制,因此朱德群在创作该作品时是独立创作单幅画幅,再逐一拼接,难度大增。


由此可见,联幅数量越多,画面尺幅越大,创作难度就越大,作品的产出就会缩减。所以拍卖市场中大师级的多联幅作品往往可遇不可求,拥有一个漂亮的成交价格既是对作品的肯定,也是对艺术家敬重之情的表意。


多联作的高价并非偶然。随着近年来私人美术馆的递增,对重量级的艺术品的典藏需求也在增加。多联作数量有限,加之许多早已成为公共空间的永久收藏,造成了“供不应求”的市场局面,因此每当大师的多联作上拍,总能成就价值惊喜,轰动拍场。